論語中，孔子只稱許過六個人為“仁人”，他們分別是伯夷、叔齊、箕子、比干、微子、管仲。所謂“仁人”，若果細心閱讀《論語》，當可知道，孔子品評當時人物，主要分成“聖人”、“仁人”、“君子”三個級別，而當中，“最高一級，不是仁，而是聖。聖人才最偉大，天底下，除了神，就他偉大。仁人，比起君子，是高一大截兒，但和聖人沒法比，和聖人比，又低一大截兒。”[1]可知，仁人是處在君子之上、聖人之下。而實際上，普通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亦恐怕只能是仁人，“他（仁人）和聖人有甚麼區別？主要看有沒有王位，有，才是聖人，沒有，道德再高，也只能算仁人。”[2]而本文將就孔子所評點的六位仁人，去分析何謂仁人，怎樣才稱得上為仁人。
何謂仁人？李零說：“仁人是拿人當人，推己及人，道德非常高尚的人，不但自己好，還能幫助別人好。”[3]這個說法，是從《論語》〈雍也篇〉中出來的：“子貢曰：‘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’子曰：‘何事於人！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’”[4]（〈雍也篇〉6.30）可知，仁是能夠由內而外，推己及人。
首先說殷的三仁，比干犯顏直諌，孔子對直諌很是推崇，“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‘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’”（〈憲問篇〉14.22）[5]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很有名的，但就算是衝動直率如子路，孔子尚且鼓勵他犯顏直諌。因此，這個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，并不存在權變，就算是子路，孔子也這樣說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在朝為臣，就需要盡為臣的責任，而不是一味的曲意奉迎，能夠理解這一點，孔子的進退觀、隱逸觀也就可以明白了：“子曰：‘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’”（〈泰伯篇〉8.13）[6]照理來說，比干處於的是無道之世，他選擇的應該是退，而不是進。但實際上，進也好，退也好，其實都有一個大前提，就是“守死善道”，也就是“勿欺也，而犯之”的事君之道。無道之世，犯顏直諌無疑就是取禍之道，與其白白送命，倒不如暫且退隱，以避其鋒。但萬萬不能曲意奉迎，違背這一個原則。當然，以直道事無道之君，這種氣節更值得稱許。因此，進或退，只要是不抵觸這個原則，也就沒問題了。而箕子、微子，一個佯狂，一個出逃，異道同歸。
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。他們跟三仁一樣，同樣是不合作者。三仁所不苟合的，是殷的無道；伯夷、叔齊所反對的，是周的“以暴易暴”，《史記》存其《采薇》一首：“登彼西山兮，孚其薇兮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[7]他們放棄自己的國家，投奔周朝，但周武王決定用武力討伐商，他們卻叩馬相諌。伯夷、叔齊的道不行，乾脆隱逸首陽，以死明志。
實際上，以上五人的措舉，絕非後世所無。孔子身處的年代，隱逸之士也有很多，棄官去無道之君的，也并非沒有。“子張問曰：‘……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何如？’子日：‘清矣。’曰：‘仁矣乎？’曰：‘未知；──焉得仁？’”[8]（〈公冶長篇〉5.19）又：“謂‘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’”[9]（〈微子篇〉18.8）這些隱逸之人同樣是不合作者。但他們頂多也夠上“清”罷了，由此而衍生出這樣一個問題：在五位仁人與這些隱逸之士之間，到底有甚麼區別？甚至可以提升一層，就是“清”與“仁”之間，到底又有甚麼區別？行為一樣，評價不一樣，關鍵在於動機。道有大小，志有遠近，這就是五仁人與他們的根本區別。
陳文子和伯夷、叔齊不同的是，他守的只是一時的君臣之道。沒錯，他因為崔子弒君，離開齊國，他是忠於善道的。而伯夷、叔齊則不同，他們放棄自己國家，投奔周朝，然後，又因為周武王以暴易暴的行為，而離開了周朝。由始至終，他們都沒有放棄一個信念，就是反對暴力，堅持禮義、文化。他們的道，是以文治化天下之道，而非陳文子的君君臣臣之道，何以得知? 首先，對周武王的以暴易暴，孔子恐怕也是有微言的：“子謂韶，‘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’謂武，‘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’”（〈八佾篇〉3.25）[10]有讀過《論語》的人，大抵都知道，孔子這個“未”字的分量該有多重，別人問他的學生仁否，他也只是答“吾不知也”，其語言婉轉如此，卻認為《武》未盡善，其實是另有所指。所指的當然是武王伐殷的措舉；而另一方面，孔子對文治，更為稱賞：“南宮適問於孔子曰：‘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’夫子不答。南宮適出，子曰：‘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’”（〈憲問篇〉14.5）[11]他會贊同伯夷、叔齊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金綱的《論語鼓吹》中就說：
“他們用自己的行為書寫了一個大義，那就是對‘以暴易暴’的抗議。這個大義具有抽像意義。它是本土最初的‘反戰’精神，構成了‘非暴力’文化形態的邏輯起點。……它倆除了在武王伐紂的大軍之前叩馬而諌留下的幾句話，就只有《史記》中留下的一首《采薇》……它昭示的獨立之精神、自由的思想，是超越於王朝更替的。從歷史長時段看問題，就會知道，對‘以暴易暴’的批判，其人格精神比起一個王朝的政治崛起更具價值意義。”[12]
殷的三仁同樣，他們出逃、死諌、佯狂，所反對的都是殘暴的統治，支持的都是復禮──回復清盛之治。無論是商朝、抑或周朝，不能夠復禮的，就不能夠苟同、不能夠合作，就要改變，無論是直諌、出逃、隱居、佯狂。換言之，虞仲、陳文子等的“守死善道”，為的最多只能是一人之清，而仁人如三仁、伯夷、叔齊等的“守死善道”，是為了禮之所在。因此，陳文子等并沒有仁人看得長遠、透徹。
因此，也就不難理解管仲之仁了。他是仁人，但他“不知禮”，“曰：‘管氏樹塞門。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”[14]（〈八佾篇〉3.22）固然，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，管仲雖然做不到克己，但他確實有“復禮”。他輔佐齊桓，九合諸侯，尊王攘夷，既保存周室，又維護了華夏的禮樂文明。李零認為：“孔子說，他也算仁人。他的學生想不通，我們也覺得奇怪。其實，孔子是有所變通。……他是拿恩人當仁人。”[15]我意卻不然，當中其實仍是“一以貫之”，有其內在邏輯。熊十力說：“據此，可見《春秋》時以人臣死君之難為仁，否則為不仁，正是據亂世之大義。子貢、子路皆孔門高弟，猶執此大義以責管仲，而孔子直斥二子之非，揚管仲匡天下之功，不以為君而死之奴德為貴，可證孔子不予據亂世之所謂大義以教七十子。”[16]亦可見他不以君君臣臣之禮為大禮，而是以天下為心，君子的“獨善其身”是遠遠及不上的。
故此，本文認為，仁人的核心在於能否“克己復禮”：克己是“己欲立、己欲達”；復禮是“立人、達人”。克己，最多只能做到獨善其身的君子；復禮，才是達到仁人的大道。而禮有大小，在乎行的道為大抑為小。小道，只及乎其國、其君、其身；大道，不在乎一身一國，而在於禮之所存；行小道，復小禮，只可為清忠；行大道，復大禮，方可為仁人。
